梁文道‧評論者的節制美德

转载自 : 梁文道(香港牛棚書院院長)

2009-10-25

通常我們不會用“節制”這樣的字眼去讚賞一個時事評論家，說不定很多人還會覺得，這是個侮辱呢！因為它令人聯想到懦弱與退縮，而一個“懦弱退縮”的作者怎麼會是一個稱職的評論家呢？根據大家的習見，一個好評論人應該是勇敢的，他要擁有“對權力說真話”的勇氣，面對孤高的強權不讓步，面對狂熱的大眾不動搖，堅持己見，一士諤諤。這種人又能節制？

美國老派左翼雜誌《異見》（Dissent）的現任編輯、著名的政治哲學家華澤（Michael Walzer）曾經寫過一本社會批評者的案例史《批評者的夥伴》（The Companyof Critics），分別考察了本達．歐威爾和波夫娃等著名知識份子，然後總結出他們共同具備的幾項“批評美德”（Critical Virtue），其中第一樣就是勇氣。

我完全同意華澤，相信大部份人也都同意關於評論家的這種見解。不要說評論家了，我們有時候還會把勇氣的美德推而廣之，加諸於所有知識份子頭上，要求他們一起當勇士。

此所以科學史再三稱頌布魯諾（Giordano Bruno），他為了自己的見解（而且還是事後被認為是真理的見解），甘受火刑折磨。此所以現在的中國文人不斷憶述梁漱溟先生的往事，他敢在那個年代當著眾人的面前直斥毛澤東；不願在流氓的威迫下，辱罵他崇敬的孔子，並且留下“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的豪言。和華澤所說的不同，這些典型人物的勇敢，並沒有被後人忽略；相反地，大部份人記住他們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們閃光暴現的那一刻。大多數人都不清楚布魯諾究竟說了甚麼，可是他們知道他曾毫無懼色地步向刑場；大多數人也沒有讀過梁先生的著作，但是他們曉得他曾逆拂龍鱗。

於是勇氣就成了一種批評者或者知識份子的著名美德了，甚至是種被過份誇耀的美德。因為它能產生巨大的吸引力，可以誘發出後來者的想像，使他們以為勇氣就是他們的目標。就像古代北歐的維京戰士，他們不懼戰死，因為只有英勇，至於他們說的話到底對不對，究竟有沒有產生效果，這反而就不重要了。

勇敢本來不應該是評論家追求的目標，它只是完成目標的必要條件罷了。一個評論家的真正目標是發現問題，把它揭示出來；如果可能的話，還要為它構想出對治的方案。

他這麼做是為了他的夥伴，也許是他的同胞，也許是整個人類。我們也不能排除他是為了自己，因為發現了真相，於是感到不得鳴的緊迫；此乃真理之召喚，他相信知識份子和評論家有服膺這種召喚的天職。

我願意更進一步地指出，勇氣還不只是一種匹夫之勇，還不只是一種欠缺同理心的粗暴，它更是一種自我標榜。這種過於表現自己的智慧和勇氣的批評家，或許真的離開過山洞，明瞭外頭世界的真相，但當他回到洞穴向他那些還被困在洞內的同伴訴說真相時，他的衝動不是來自引導他們離開困境的悲情，而是為了炫耀自己的見識。他甚至一心求死，想令同伴發怒，好利用他們打向自己身上的拳頭來證明自己的正確。他就像一隻極度亢奮的孔雀，從早到晚不停地開屏，對著一群暗啞的烏鴉展示自己的美麗。

一個人究竟是為了回應真理之召喚而英勇獻身，還是為了吸引目光要人崇仰才奮然狂言，這是很難分辨的。這裡頭的界線本來就十分精微，中庸之道談何容易；在中國這麼特殊的處境下，它就變得更難捉摸了。很多人以為高壓的體制只會使人懦弱，但他們沒想到這種體制同樣也會製造出一批以勇氣為目標的驕傲批評者；這兩種人都過於關注自己，只是方式不同。

星洲日報／言路‧

作者：梁文道‧香港牛棚書院院長‧2009.10.25